二十年来，人们从“走向”上关顾小说的的热忱远甚于具体作家作品的细读，个案的条分缕析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大而化之的现象勾勒。这并不足怪：紧接着森严格禁之后的解缚开放，小说一下子成潮涌之势，浪涛迭起处，不介意就会冒出个作家来新人耳目，冷不丁便能蹦出部作品来领起风骚；观潮者便很有些亢奋，很有兴致也很有理由“观其一点不及其余”，把目光投注向“前沿”部位，在这里观测新变描述走向。内在的驱动加之外在的策动，鼓舞着弄潮儿的“前沿”奔竞，造就了创作跟批评共谋下小说迅急赶路、倍道兼程的情势。
“走”的意绪在整个八十年代奔突不已：走出禁区、走进现代、走向世界，走得气度昂扬情怀悲壮。九十年代接续争“新”夺“后”的闹猛，“走”的情结依然强劲：目下的走向世俗、走向边缘、走进个人，便成了时尚化的趋鹜，也成了“前沿”性的认定。应该看到，禁锢的冲抉固属小说存活的需要，现代的接纳、世界的沟通以及世俗性、民间性、个人性亦为小说生长的题义。上述种种“走向”原都不必非议而无可非议，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实现——实践中我们“怎样走”和“走得怎样”。
八十年代小说面对传统跟现代这一基本关系，图新的努力表现为义无返顾地“走出传统”和长驱直进地奔赴“现代”。惜哉行色匆匆中我们走得太过莽撞太过孟浪：一方面以决绝的姿态跟传统“对着干”，连同那些“剪不断”的“根性”和“基性”一起扫荡；一方面以搬运的方式向西方“学着干”，连同那些“理还乱”的“样态”和“情态”一并移来。新锐作家相继推出的文本，西式技法、西式情感应有尽有而神貌酷肖，亡失着无以成形的自我，自我在失位、失据中血不归经浮游不已。加之离脱大地、居高临下的精英们一味炫技，故事迷阵、结构套叠、幻化情境、纵欲语言……造出“浅入深出”的大观。全付的现代武装常常经不得“剥蕉抽茧”，“铅华落尽”不准就是寡淡如杯水或者竟是新瓶装上的旧酿。时人渐次失却“新鲜”感受而以“伪现代派”论之，就并非无稽的恶谥。小说前沿继长驱直进之后的陷身困境，继赢得青睐之后的流失读者，也就实属毋需怨天尤人的自业自得。
或许有鉴于此，八十年代致力于小说领地的垦拓而九十年代仍然活跃于“前沿”的一些青年作家，在其纷纷推出的长篇中，策略性地潜入历史，借助历史精神的“解构”和历史言说的“游戏”回翔本土且切入深度，于融合传统中谋求新机，走向意义的重建价值的重构。这一走向不无走出“误区”的性质，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并贴实的探究，至少不该以不无道理而未必中肯的“先锋回归”了断。然则潮流的追逐已经使我们习惯于奉行“进化论”实施“淘汰制”，习惯“改朝换代”式的宣判。前沿观察中据称“现代”已然走向“终结”，小说轮回中已然出现最新的代变。虽说以十年一代法来排定代和代明显着组编的非文学性，“代”中人的各各不同也不免让人感觉着论者的为示“走向”强说“代”，然而，平心而论，代的鼓躁并非无风起浪，至少这其间突现着一些很为激进的姿态，比如确实存在以“个人化”、“个人话语”为之加冕或乐意据此自我命名的写作。我们很可以不去就并不存在的“代”空作辞费，只把目光收缩进“代”中人走向“个人化”、奉献“个人话语”的一支。
小说的“个人化”、文学的“个人话语性”，本系毋需讨论、相当基本的艺术要求。而且，由于个体遭遇过记忆犹新的失落泯灭，所以“个人化”、“个人话语”的强调，对于文学自身的归复，文学的现实参与都不失意义。我们当然还可以从更为宽泛的理解上来阐释倡导“个人”的意义，比如着眼文化关切、文化审视普遍朝着个体、个案转移的文化潮流，着眼多元化世界体认。无奈做出这些包涵良好愿望和正确理论的阐释，跟时下某些“个人化”、“个人话语”的实践旨向很不相干甚至很有些南猿北辙。就我所接触到的不少作品的写作实践看，第一，“个人化”在那里固然并非指作家、作品感受世界的独到性和艺术传达的独特性，也并非指跟“公共性”的对称、对立或对抗，它实施的是对于公共事物、公共生活的着意阻绝和彻底取消，力图排除一切公共性相关进入纯粹状态的个人封闭。这就得不忙从“应然”上去诉诸理论的圆通而须得先行面对“可然”性的质疑。小说在表现“世界的人”或“人的世界”亦即“透过人看世界”抑或“透过世界看人”之外，是否还存在表现“没有人的世界”抑或“没有世界的人”的神话？第二，“个人话语”在那里固然不是指“自己说”而是指“说自己”；也并非自我的精神“独白”而只是“独白”着没有世界关涉的自我“精神”；那么，我们除了受之父母的“身体”和受自身体的“生理”之外，还能说向什么和什么？无怪乎我们从那些“春困”般的哈欠连天、六神无主中只能领略无物之陈的苍白、不着边际的莫名，无怪乎我们在那里时时遭遇着略无内涵的“性”象图谱和并不出新的“性”事演绎。
有趣的是：“个人化”原该是建立在区别的基础之上的，而许多以“个人化”为标榜的作品中，“个人”既很不“个人”，“话语”也趋同得紧，连语义和语式、情调和情境也多成一腔，批量生产的文本如出一辙：无所事事而煞有介事，欣赏自我而抛掷自我，不知所白的痛疾，不知所云的诉告，乐此不疲的抚摸，没完没了的把玩……仿佛执意要把那些最无谓的絮叨连同“最糟糕的东西”（加缪语）让你反反复复、真真切切地披阅个够，一门心思陪同你走出耐受力的极端。
或许不是不可以在八十年代跟九十年代之间，找出小说走向上的某些隐蔽联系：比如从“内转”的心灵表现走向“自转”的欲望表演，从目标的恍惚走向目标的取消，从意义的困惑走向意义的背弃，从主体的精神失据走向主体的精神游走等等。但是并不能由此结论说，后者只是在前者的误区里走得更远。九十年代跟八十年代的小说前沿更及底里的层面上是一种背道而驰、一种由超越精神向着挥霍意识、由出世向着玩世、由抗俗向着低俗的坠落，人文激情在这里丧失殆尽，自性迷乱在这里臻于极至。加之“个人化”操作在隔阻了世界的同时也窒息了艺术，“个人话语”在封杀了“意味”的同时也失落了“形式”，在逼仄而狼籍的空间、杂碎而纷乱的无序中，剩下的只能是游荡“世俗”而亵渎“世俗”，沦落“边缘”而作践“边缘”。小说“化”成这等模样，“走”到这步田地，人们便感到无话可说，觉着跟自己不甚相干。论者并非消极地“罢工”，读者并非疲累地“罢读”，小说前沿日见出“天末凉风”的光景。
悲观当然不必，“前沿”固非全盘，而且一如“攻占”首先在前沿发生，“失陷”的首先发生于前沿也是十分自然的事。只是“前沿状况”因之不能不更关乎紧要，更关乎小说的前程。走向前沿的小说家无论怎样遗世孤傲，无论怎样随俗嬉皮，大概总不能不介意读者，不能不介意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，小说造出来并不愿锁进个人箱笼而要发表向公众便是明证。如果我们无由责备读者，无由在对于大众媒介的抱怨、对于物欲社会的顺应中认命隐遁，自该反求诸己于小说自身的“门庭”。而且，这反省怕得从一些“元问题”开始，亦即回到文学的终极性、精神性以及现实性、情感性上做些究底。文学作为精神的或一寓所，是为抗拒沉沦而保留的一块净土，还是为接纳排泄而提供的一方场地？小说与生俱来的世俗性，是体现为世俗关怀的终极追问，还是体现为永远认同的世俗栖息？小说创作是以沉博的爱心去叩击人类共通的感情，还是以迷狂的自恋去胁迫世人对于一己的怜悯？这类问题在小说“走向”上的绕不过去，不只因为它们先在于“走”，约定着小说“怎样走”，也因了它们伴同着“走”，作用于小说的“走得怎样”。
